年轻时候的金学曙医生

冒险义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在霞飞路虹桥疗养院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夜深人静，只有一点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张年轻又严肃的脸。看真了，那是个一袭白衣的女青年，披着深色外套，尽量压低身体，遮挡着一堆正在燃烧的纸张。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不时警惕地环视周围，生怕被人察觉。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民盟主席张澜正愁眉不展，枯坐沉思，旁边是同样忧心忡忡的罗隆基，他背着手在病房里踱步，十分紧张。就在相邻的205病房，三名制服大汉正在打牌聊天，配枪在灯下泛着乌黝黝的蓝光。

原来，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当天就紧急召见一批军政要员，除了给部下打气，还要屠杀一批革命志士泄恨。他给毛人凤发去密电：“……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来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其中就包括民盟负责人张澜和罗隆基。

     早在1947年10月就已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的民盟，总部已由沈钧儒等赴港组织恢复，而主席张澜则继续留沪为总部筹款，并策动西南军政首脑起义。这大大触怒了蒋介石。既有蒋介石的密电，1949年5月9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准备拘捕张、罗，但因张、罗是很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他们原本拟定的直接刺杀计划被迫搁浅，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阎锦文从中斡旋，拘捕改为就院监守，张、罗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由三名警备队员住在205病房，昼夜轮班看守。

     当时，除了贴身看守的警员，张、罗所住病区也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十多名特务包围。随着解放军不断逼近上海，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预见到，如不及时营救，张、罗在国民党当局撤离上海之前必遭毒手，情势非常紧急。

张澜和罗隆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忧虑的，是民盟大批爱国志士的生命安全。他们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将令爱国者们在敌人最后的疯狂反扑中被按图索骥，大量屠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张澜急于销毁手里的大批文件资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况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虽有丁院长、郑院长等相助，但他们目标太大，容易引起特务军警的注意，便让1947年即已入院治疗的罗隆基去设法。罗隆基想尽办法，终于避开特务们的严密监视，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学曙的小医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罗隆基住院期间，金学曙就曾多次帮助过他传递信息，开展工作，因此罗隆基才对她格外信任，找她帮助张澜销毁文件。但今次不同往日，金学曙知道，虹桥疗养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她还知道随着解放军逼近上海，大战在即，国民党正在大肆搜捕、杀害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虽然在各方斡旋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马上对张、罗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医务人员，无人保护，帮助张、罗的行为一旦被发现，特务军警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杀害自己，除了打击报复，还可“杀一儆百”，起到恐吓威慑作用。

     金学曙没有上过战场，手里只拿过医疗器械，但日寇的炸弹令她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童年经历，给了她非同一般的坚毅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认识。她深知，唯有顺应民心的队伍，才能为人民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的，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个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虽有性命之忧，但是大义当前，年轻的金学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点头答应了罗隆基的请求。经过一番密斟，她告诉罗隆基自己晚间会来打针送药，借此机会可先转移一小部分文件，让他和张澜提前做好准备。

      就这样，金学曙一次一次成功应付了特务们凶神恶煞的威胁，不怀好意的盘问，还有擦肩而过的各种危险。她利用自身行医问诊的便利，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成功避开特务军警的耳目，历经多次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迂回过程，终于把张澜和罗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转移，并分批销毁。

      虹桥疗养院毕竟人多眼杂，1935年邹韬奋邀戈公振来沪，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桥疗养院神秘死亡，论及其病因和虹桥疗养院首屈一指的医疗条件，的确匪夷所思。考虑到安全因素，金学曙清醒地意识到，在严峻考验面前，任何大意疏忽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惨痛损失，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托付。因此，无论是平时相好的姐妹，还是一直敬重的院领导，她都不敢透露一点消息，也不敢寻求任何帮助，生怕危急关头，有人变节，导致功亏一篑。

      因此，这一切，金学曙都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开头那看似平静，实则万分凶险的一幕。

1949年，丁惠康（右）、张澜（中）、罗隆基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从罗隆基1947年入住虹桥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和糖尿病，到张澜、罗隆基1949年5月24日晚最终被救脱险，这期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传诵甚广，很久以后，还被搬上了电影《建国大业》的大银幕。但是，金学曙医生的义举却始终鲜为人知。

     建国后，张、罗离沪赴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金学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来到北京，但她从未主动联系过张澜和罗隆基。

     解放后，营救张澜、罗隆基有功的阎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专员。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都必设家宴招待，亲自作陪。后阎锦文长驻北京，并受邀担任了宣武区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阎锦文受到迫害。“文革”后，在落实政策中，阎锦文没有其他要求，只向全国政协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将其由退休改为离休。表面上看，这涉及阎锦文是否能享受离休待遇的问题，实际上，究竟是退休还是离休，则是界定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大事。对此，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自做出批示：“……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此后，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起算，由此他获得离休干部身份。

      后来，了解内情的虹桥疗养院老友来京看望金医生的时候，告诉了她阎锦文的事情，劝她也给自己想想办法，争取一下离休待遇。金医生听后，笑着说，人家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只做了一点点小事，怎么能向国家要待遇?我就是个大夫，帮助病人，都是应该做的。老友诚挚地说，离休干部在医疗报销等各方面都有更高待遇，而且这不单是为了经济考虑，还是一个党员一辈子的大事，一定要搞清楚的呀。金医生还是那句话：“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就不去给国家添麻烦了。”

      多年后，当金医生病重急需特殊药品时，却不能报销，也因为医院床位紧张而无法及时住院治疗。直到金医生2014年去世，她始终未将自己解放前的这段经历向组织反映，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

         告别十里洋场的革命伴侣

1948年，在一场朴素的婚礼上，金学曙医生与铁路工程专家施锡祉在上海结为伉俪。礼成后，一位鹤发长髯，满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这对新人表示恭喜。这位老人便是他们的证婚人，也是日后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执教于杭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前身，在当时培养出了一大批爱国精英，其中就有金医生的公公、民国开国名将施承志，以及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施承志和钱均夫是世交，关系亲厚，他们又都与亦师亦友的陈叔通感情甚笃。

因此，尽管当时陈叔通处境十分危险，他还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金学曙和施锡祉证婚。原来，1947年，陈叔通发动“十老上书”营救被捕进步学生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时在上海的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并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白色恐怖之下，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托人转告陈叔通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却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金学曙和丈夫施锡祉正是受了世交长辈陈叔通的影响，自新婚伊始，就不单沉浸在二人的小家庭里，两颗年轻的心，时刻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解放前的上海，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一步步向着光明靠拢。新婚燕尔的金医生，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义助张澜、罗隆基，这与叔老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广泛动员和联络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这火热的氛围里，金学曙和丈夫慷慨解囊，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积蓄都捐献了出来，金医生还积极参加妇女届的劳军活动，为解放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劳军总会在陈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献、义卖等各种形式，取得了认缴款物87亿元(旧币)的卓著成绩，陈毅市长特此亲笔书写了“劳军模范”四个字，感谢各界人士的厚爱和热情。

新中国刚一成立，金学曙和丈夫即双双离开上海，奔赴百业待兴的北京，这也与叔老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

早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之时，党中央、毛主席就已高瞻远瞩地及时地把解放、接管、管理上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这一电报表明，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应当注意吸收更多党外人士参加工作，以克服面临的困难。

      当时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国各领域的顶尖人才。金医生的丈夫施锡祉即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通晓德、英、俄三种外语的土木工程专家，而身为西医的金学曙在缺医少药的建国初期也是极为稀缺的医务人才。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学生时代便在上海学习生活，10余年来已习惯了上海的水土，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也更加优越，继续在上海工作，对两人来讲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1949年6月，陈叔通从上海来到北京，被推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并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在北京定居后，陈叔通曾告知金医生夫妇他在北京头发胡同56号居住，随时欢迎来访。但考虑到叔老事务繁忙，金医生夫妇一直都没有去麻烦过陈叔通。

      看着一大把年纪的陈叔通老人不辞辛苦，为了新中国来回奔波，更离沪赴京共襄大业，两个年轻人感动之余，决心以叔老为榜样，到新中国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到人民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国家要建设新中国的铁路，北京铁道部急需工程技术专家。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平山县里庄迁至北京，报社急需专业医生。一切为了新中国。抛掉了上海辛苦营造的小家，带着简单的行李，金医生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和丈夫肩并肩，离开了上海十里洋场，奔赴热火朝天的北京。一对革命伴侣，自此开始谱写一生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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